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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 先进典型事迹学习资料

 

目录

1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——焦裕禄

2、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——谷文昌

3、杨善洲: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

 

县委书记的好榜样——焦裕禄

穆青冯健周原一九六二年冬天,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,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,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,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,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

就是在这样的关口,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
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,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!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,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;片片内涝的洼窝里,结着青色的冰凌;白茫茫的盐碱地上,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

困难,重重的困难,象一副沉重的担子,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。但是,焦裕禄是带着《毛泽东选集》来的,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。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,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,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。只要加强党的领导,一时有天大的艰难,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。

第二天,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,他已经下乡了。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。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,到饲养棚里,到田边地头,去了解情况,观察灾情去了。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,他一路走,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。见到沙丘,他说:“栽上树,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!”见到涝洼窝,他说:“这里可以栽苇、种蒲、养鱼。”见到碱地,他说:“治住它,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!”转了一圈回到县委,他向大家说:“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,问题是要干,要革命。兰考是灾区,穷,困难多,但灾区有个好处,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,培养人的革命品格。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。”

焦裕禄的话,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。大家议论说,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,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,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。“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”

连年受灾的兰考,整个县上的工作,几乎被发统销粮、贷款、救济棉衣、烧煤所淹没了。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。那时候,很多群众等待救济,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,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,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。他们害怕困难,更害怕犯错误。……

焦裕禄想:“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,县委挺不起腰杆,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。‘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’,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,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。”

夜,已经很深了,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他披上棉衣,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。在这么晚的时候,张钦礼听见叩门声,吃了一惊。他迎进焦裕禄,连声问:“老焦,出了啥事?”

焦裕禄说:“我想找你谈谈。你在兰考十多年了,情况比我熟,你说,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?”

张钦礼沉思了一下,回答说:“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。”

“对。”焦裕禄说:“但是,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:领导。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。没有抗灾的干部,就没有抗灾的群众。”两个人谈得很久,很深,一直说到后半夜。他们的共同结论是,除“三害”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;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。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,要想完成除“三害”斗争,将是不可能的。严冬,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。人们到齐后,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,只说了一句:“走,跟我出去一趟。”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。

当时,兰考车站上,北风怒号,大雪纷飞。车站的屋檐下,挂着尺把长的冰柱。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,正从这里飞驰而过。也还有一些灾民,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,蜷曲在货车上,拥挤在候车室里……。焦裕禄指着他们,沉重地说:“同志们,你们看,他们绝大多数人,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,不能责怪他们,我们有责任。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,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,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。……”

他没有再讲下去,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,这时有人才理解,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。

从车站回到县委,已经是半夜时分了,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。

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,最后说:“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,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,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,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。”

紧接着,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,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,勉励大家象张思德、白求恩那样工作。以后,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,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。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,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,同敌人英勇搏斗,前仆后继。有一个区,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。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,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。……焦裕禄说:“兰考这块地方,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。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,就把它让给敌人,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?”

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,使县委领导核心,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。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、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,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“三害”的决心。不久,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,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。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,要取得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基本胜利,改变兰考的面貌。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,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,焦裕禄在报告上,又着重加了几句:

“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,我们有革命的胆略,坚决领导全县人民,苦战三五年,改变兰考的面貌。不达目的,我们死不瞑目。”

这几句话,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,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,一次庄严的宣誓。直到现在,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,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。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”

焦裕禄深深地了解,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,这涝、沙、碱三害,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!今天,要制伏“三害”,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,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,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
他想,按照毛主席的教导,不管做什么工作,必须首先了解情况,进行调查研究。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要想战胜灾害,单靠一时的热情,单靠主观愿望,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。即使硬干,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“闭塞眼睛捉麻雀”、“瞎子摸鱼”的错误。要想战胜灾害,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,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,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,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。

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,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“三害”究竟有多大份量。

根据这一想法,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、老农和技术员,组成一支三结合的“三害”调查队。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,查风口,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。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,都参加了这场战斗。那时候,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,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,会加剧病情的发展,劝他不要参加,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,他说: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。”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,说完就背着干粮,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。

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,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、探流沙的时候,雨最大的时候,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,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。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、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。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,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,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,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,从黄河故道开始,越过县界、省界,一直追到沙落尘埃,水入河道,方肯罢休。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,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“脱坯人”了。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,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……。

有一次,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,遇到了白帐子猛雨。大雨下了七天七夜,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。焦裕禄想:“嗬,洪水呀,等还等不到哩,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他回到县里后,连停也没有停,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。眼前只有水,哪里有路?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,探着,走着。这时,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,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。三个青年恳求着说:“你回去休息吧。把任务交给我们,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。”焦裕禄没有同意,继续一路走,一路工作着。

他站在洪水激流中,同志们为他张了伞,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。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,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:“一片汪洋大水,您是咋来的?”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:“就坐这条船来的。”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,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,一边指点着,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,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,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,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,……这样,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,统统排出去了。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,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,竟这样的深入细致!到吃饭的时候了,他要给焦裕禄派饭,焦裕禄说:“雨天,群众缺烧的,不吃啦!”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。

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,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,调查队在风里、雨里、沙窝里、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,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,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“三害”的第一手资料。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,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,编了号、绘了图;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,也一个个经过丈量,编了号,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,淤塞的河渠,阻水的路基、涵闸……也调查得清清楚楚,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。

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,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、沙、碱发生、发展的规律。几个月的辛苦奔波,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,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,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。大家都觉得方向明,信心足,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。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

夜已经很深了,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,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。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。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,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,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?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?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?……

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。

他披衣起床,重又翻开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在多年的工作中,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,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县委开会,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。无论在办公室,或下乡工作,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,装上《毛泽东选集》带在身边。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,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,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。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,叫做“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,回来读毛主席著作,晚上‘过电影’,早上记笔记。”他所说的“过电影”,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。他说:“无论学习或工作,不会‘过电影’那是不行的。”

现在,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,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,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,去阅读毛主席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》那篇文章。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:

“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,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,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,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。”

“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,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,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。”

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,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。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。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,蹲在牛棚里,跟群众一起吃饭,一起劳动。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,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、倾听着、观察着,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“翻身”、要求革命的呼声。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对“三害”斗争的革命精神。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办法,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。群众的智慧,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,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。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。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,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。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,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,不向国家伸手,不要救济粮、救济款,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。他们说:摇钱树,人人有,全靠自己一双手。不能支援国家,心里就够难受了,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。就在这年冬天,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,养活了全体社员,养活了八头牲口,还修理了农具,买了七辆架子车。

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,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,从下面深翻出好土,盖在上面。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,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。他们说:“不能干一天干半天,不能翻一锨翻半锨,用蚕吃桑叶的办法,一口口啃,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。”

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,冒着倾盆大雨,挖河渠,挖排水沟,同暴雨内涝搏斗。一九六三年秋天,这里一连九天暴雨,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,卖了八万斤余粮。

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,雷打不散,社员们兑鸡蛋卖猪,买牲口买种子,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,社员们说:“穷,咱穷到一块儿;富,咱也富到一块儿。”

韩村,秦寨,赵垛楼,双杨树,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,使焦裕禄十分激动。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。他在县委会议上,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,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。他说: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,集中起来,再坚持下去,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。”

一九六三年九月,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,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,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。会上,焦裕禄为韩村、秦寨、赵垛楼、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,请他们到主席台上,拉他们到万人之前,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。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,集中起来,总结为四句话:“韩村的精神,秦寨的决心,赵垛楼的干劲,双杨树的道路。”他说: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!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!他大声疾呼,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,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,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,制伏洪水,向“三害”展开英勇的斗争!

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,是一个伟大的转折。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,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,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。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;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,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,高高地升起!

从此,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,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“奋发图强的嘉奖令”和“革命硬骨头队”的命名书。“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”

就在兰考人民对涝、沙、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,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。一九六三年秋季,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,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。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,渍死了。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,二十二万亩受灾。

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。

那是个冬天的黄昏。北风越刮越紧,雪越下越大。焦裕禄听见风雪声,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。过了会儿,他又走回来,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:“在这大风大雪里,贫下中农住得咋样?牲口咋样?”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。他说,“我说,你们记记。第一、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,访贫问苦,安置无屋居住的人,发现断炊户,立即解决。第二、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,必须深入牛屋检查,照顾老弱病畜,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。第三、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。第四、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,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,在哪个大队的范围,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,保证吃得饱,住得暖。第五、教育全党,在大雪封门的时候,到群众中去,和他们同甘共苦。最后一条,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。”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,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。

这天,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。焦裕禄的房子里,电灯也亮了一夜。

第二天,窗户纸刚刚透亮,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。焦裕禄说:“同志们,你们看,这场雪越下越大,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,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,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,应该到群众中间去。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出现在群众的面前,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去关心群众,帮助群众。”

简短的几句话,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。有人眼睛湿润了,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。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。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,分头出发了。

风雪铺天盖地而来。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,积雪有半尺厚。焦裕禄迎着大风雪,什么也没有披,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。那时,他的肝痛常常发作,有时痛得厉害,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。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,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,踏着积雪,一边走,一边高唱《南泥湾》。他问青年人看过《万水千山》这个电影没有?他说:“你们看,眼前多么象《万水千山》里的一个镜头呵!”

这一天,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,没喝群众一口水。风雪中,他在九个村子,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。在梁孙庄,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。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。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,老大娘是个瞎子。焦裕禄一进屋,就坐在老人的床头,问寒问饥。老大爷问他是谁?他说: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?他说:“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。”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。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:“解放前,大雪封门,地主来逼租,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,住人家的牛屋。”焦裕禄安慰老人说:“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,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。”

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,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。谁能够想到,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,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,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、救济款。他们说:把救济粮、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,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!

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!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,党号召的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,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,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,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。

有了这种精神,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!“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‘班长’”

焦裕禄常说,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“班长”,要把县委这个“班”带好,必须使这“一班人”思想齐、动作齐。而要统一思想、统一行动,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。

他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
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,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。连桌子、椅子、茶具,都要换一套新的。为了好看,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,上面盖一排房子。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。也有人问:“钱从哪里来?能不能花?”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,他说:“花钱我负责。”

但是,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:

“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?”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:

“灾区面貌没有改变,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,群众生活很困难。富丽堂皇的事,不但不能做,就是连想也很危险。”

后来,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,帮助他认识错误。焦裕禄对他说:兰考是灾区,比不得丰收区。即使是丰收区,你提的那种计划,也是不应该做的。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,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。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,做的是什么。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,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,强加于人。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,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,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。不久以后,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,自己收回了那个“建设计划”。

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。当时,县委开会,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。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,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。焦裕禄说,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,他犯了错误,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;但是,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当前改变兰考面貌,是一个艰巨的斗争,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考验他,锻炼他,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,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,这样不是更好吗?

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,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。这位同志临走时,焦裕禄把他请来,严格地提出批评,亲切地提出希望,最后焦裕禄说:“你想想,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,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,多危险,多可耻呵!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,能付出鲜血、生命;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?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?当逃兵?”焦裕禄的话,一字字、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。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,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。阶级的情谊,革命的情谊,党的温暖,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,他满眼流着泪,说:“焦裕禄同志,你放心……。”

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,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。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,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,帮助群众,县委制止了他,并且指出,当前最迫切的问题,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,领导他们起来,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,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。以后,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。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,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。

就在这年冬天,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,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。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,治住了内涝。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,一季翻身,卖余粮了。

也就在赵垛楼大队“翻身”的这年冬天,那位犯错误的同志,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。他在抗灾斗争中,身先士卒,表现得很英勇。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。

焦裕禄,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,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。他从小逃过荒,给地主放过牛,扛过活,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。他带着家仇、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,在部队、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。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,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他常常开襟解怀,卷着裤管,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、劳动。贫农身上有多少泥,他身上有多少泥。他穿的袜子,补了又补,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,他说:“跟贫下中农比一比,咱穿的就不错了。”夏天,他连凉席也不买,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。

有一次,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。一问,原来是看戏去了。他问孩子:“哪里来的票?”孩子说:“收票叔叔向我要票,我说没有。叔叔问我是谁?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。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。”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,当即把一家人叫来“训”了一顿,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。接着,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,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,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“看白戏”。……

“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,好榜样。”

“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,方向明,信心大,敢于大作大为,心情舒畅,就是累死也心甘。”

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,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,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

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,焦裕禄几次打电话,要他回来休息;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,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,要他安心疗养;财委一位同志患病,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,……。焦裕禄的心里,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一九六四年春天,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,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。很多人都发现,无论开会、作报告,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,用右膝顶住肝部。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,左手经常揣在怀里。人们留心观察,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,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。日子久了,他办公坐的藤椅上,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他对自己的病,是从来不在意的。同志们问起来,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。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,他笑着说: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,你压住他,他就不欺侮你了。”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,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。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。

焦裕禄到地委开会,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,他说:“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,离不开!”没有住。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,开了药方,因为药费很贵,他不肯买。他说: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,花这么多钱买药,我能吃得下吗?”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,强他服了,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。

那天,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。走到半路,焦裕禄的肝痛发作,痛得骑不动,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。刚到公社,大家看他气色不好,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。公社的同志说:“休息一下吧。”他说:“谈你们的情况吧,我不是来休息的。”

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,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。显然,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,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。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,忍住泪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,而他,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,说:“说,往下说吧。”

一九六四年的三月,兰考人民的除“三害”斗争达到了高潮,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。躺在病床上,他的心潮汹涌澎湃,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。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,想动手写一篇文章,题目是:《兰考人民多奇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》。他铺开稿纸,拟好了四个小题目: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,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改变,外地的经验学不进,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。三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精神变物质。

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,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,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,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。但是,文章只开了个头,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,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。

临行那一天,由于肝痛得厉害,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。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!一年多来,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,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。他把整个身心,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,兰考的斗争。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,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,他从心底感到痛苦、内疚和不安。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,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,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!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,不久他就会回来的。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,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,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,当他回来时,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。

“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!”

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,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。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,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,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。

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!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,上面写道:“肝癌后期,皮下扩散。”这是不治之症。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,决不相信这个诊断,人象傻了似的,一连声问道:“什么,什么?”医生说:“你赶紧送他回去,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。”

赵文选呆了一下,突然放声痛哭起来。他央告着说:

“医生,我求求你,我恳求你,请你把他治好,俺兰考是个灾区,俺全县人离不开他,离不开他呀!”

在场的人都含着泪。医生说:

“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,在他进院时,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。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,不过,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,我们医务工作者,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,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。”

这样,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。

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,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。县上有人来看他,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,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,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?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?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?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?……

有一次,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:“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,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;还有,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,让我看看!”

五月初,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亲密战友、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。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,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,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。焦裕禄问道:“听说豫东下了大雨,雨多大?淹了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样大的雨,咋会不淹?你不要不告诉我。”

“是没有淹!排涝工程起作用了。”张钦礼一面回答,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,安慰他安心养病,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。

这时候,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,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。他勉强擦了擦汗,半晌,问张钦礼:

“我的病咋样?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?”

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。

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,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:“这是组织上的决定。”

听了这句话,焦裕禄点了点头,镇定地说道:“呵,那我明白了……。”隔了一会儿,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,颤颤地交给张钦礼,然后说道:“钦礼同志,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,回去对同志们说,我不行了,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。党相信我们,派我们去领导,我们是有信心的。我们是灾区,我死了,不要多花钱。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,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,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!”

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,他望着焦裕禄,鼻子一酸,几乎哭出声来。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。……

谁也没有料到,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,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。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,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。那一年,他才四十二岁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。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:“我……没有……完成……党交给我的……任务。”

他死后,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,发现了两本书: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,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他没有死,他还活着

事隔一年以后,一九六五年的春天,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,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。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,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,看见了他们永远不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。

一年前,他还在兰考,同贫下中农一起,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。人们怎么会忘记,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,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;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,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。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,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;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,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;是他喊出了“锁住风沙,制伏洪水”的号召;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“硬骨头”精神,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。……这一切,多么熟悉,多么亲切呵!谁能够想到,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,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,离开了兰考的大地。

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,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:

“我们的好书记,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,硬把你给累死的呀。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,跟着俺们受罪,现在,俺们好过了,全兰考翻身了,你却一个人在这里。……”

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、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,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。

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,兰考县的全体党员,全体人民,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。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,经过三年艰苦努力,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兰考,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,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。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,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、油料产区外,其余的都陆续自给,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。一九六五年,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,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,刮了七十二次大风,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,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。这一年秋天,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,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。

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,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。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,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,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“贴了膏药,扎了针”(注),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,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,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君,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,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。

焦裕禄虽然去世了,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,正在发芽成长,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,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一心为革命,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,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。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,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,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。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,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,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,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,而且决心不断革命,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,逐步实现“上纲要”(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),“过长江”,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。

焦裕禄同志,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,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,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。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,不愧为党的好干部,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!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,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。你没有死,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!

(《人民日报》196627

 

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

——谷文昌

张全景在福建省东山县,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谷文昌的动人事迹。他虽然去世22年了,但他的名字一直铭刻在人民心中,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泯灭,也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淡忘。他和全县人民共同创造的业绩,至今在东山大地上闪耀着熠熠光辉。随着东山日新月异的变化,人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。

昔日东山,风沙肆虐,旱涝为害,一片荒凉。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军民拼搏奋战了14个春秋,植树造林防治风沙,打水井、建水库抗旱排涝,修公路、筑海堤、建海港、造盐田……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,为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一任接着一任干,历任都有新贡献。”特别是改革开放、贯彻落实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以来,东山县发展工业,调整农业,兴办第三产业,开发旅游,呈现出生机蓬勃、兴旺发达的景象。一座水碧、沙白、林绿、礁奇的海岛,雄踞于万顷波涛之中。农业经过产业结构调整,已建立起芦笋种植、海洋捕捞、网箱养鱼、围垦养殖、水果开发五大高优农业生产基地,农业商品率达96%。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171元,成为全省第一批农村小康县。工业已经形成芦笋制罐、水产加工、建材开发、塑料包装、海盐生产等产业支柱。旅游业从无到有,旅游收入达27亿元。党的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、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步。近几年先后被评为“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”、“全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”、“全省环境最佳县”、“国家级生态示范县”,连续四次荣获“全省双拥模范县”等荣誉称号。

对于今天的发展和进步,东山人民很自然地把它同共产党、解放军和改革开放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同老书记谷文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称赞他是“东山翻身解放的带头人,幸福富裕的奠基人”,“共产党的好干部,人民的好书记!”不朽丰碑,一个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

谷文昌,太行山的儿子,河南省林县(今林州市)人。19505月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,先后在这里担任城关区委书记、县委组织部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,1964年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。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宁化县农村劳动,1972年后曾任龙溪行署林业局长、农办主任、副专员。

谷文昌在病重弥留之际深情地说:“我喜欢东山的土地,东山的人民。我在东山干了14年,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。死后,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,我要和东山的人民,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!”1981130,癌细胞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噩耗传到东山,东山的树静静地默哀,东山的水呜咽悲鸣,东山的人民泣不成声:“谷书记,没有你哪有我们的今天!”

政声人去后,丰碑在人间。1986年,县委为了弘扬谷文昌精神,满足广大群众的心愿,决定将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。村民们听到这一消息,纷纷赶来,为他的坟墓添加一抔热土。山口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加福说:“谷书记,你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,现在我要天天打扫陵园,为你守墓一辈子!”许多两鬓斑白的老人说:“过去刮一阵风,谷书记就一脸沙、一身汗地赶来看我们,现在就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吧!”

19877月,在茫茫林海中树起一座“谷文昌同志万古长青”的丰碑。五六十年代和他一起在县委工作过的同志相约来到碑前,栽下8棵青松。面对丰碑,他们重复着谷文昌经常说过的话: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的理想,要为人民做好事,为人民奋斗终生。回乡探亲的海外同胞,亲眼目睹了故乡的沧桑巨变,恭恭敬敬地前来瞻仰:“共产党真了不起,把人间荒岛变成了人间乐园。丰功伟绩,足以雄视百代。”每逢清明、春节等尊老敬宗的传统节日,当地群众“先祭谷公,后祭祖宗”,许多人带着朴素的感情到碑前缅怀:“谷书记,你领导我们战胜贫困,送走穷神,我们不会忘记!”

1990年,全县党员、干部、职工、学生三四万人捐资,为谷文昌建造了一座半身雕像,时任省委书记的陈光毅题写了“绿色丰碑”四个大字。1210,参加雕像揭幕仪式的有上万人。昔日的“乞丐村”——山口村全村老幼来到雕像前表达他们的思念:“谷书记,您生前种树,死后还回东山看护着树林。”

多年以来,中共东山县委、漳州市委、福建省委先后发出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通知。特别是在开展“三讲”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、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中,广大党员干部以谷文昌为榜样,找差距,定措施,抓落实。省、市教育部门把谷文昌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,用谷文昌精神教育下一代。《福建日报》等媒体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谷文昌事迹。

1999年,全县各界捐资修建了谷文昌事迹展览馆及谷文昌公园。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战士、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经常到这里参观、瞻仰,少先队员到这里过队日,党员、团员到这里举行入党(团)仪式,过组织生活。许多人动情地说:“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,但是,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,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!”“全面奔小康,必须学习谷文昌!”

20014月省林业厅在东山召开现场会,将谷文昌誉为“林人楷模”,号召全省林业职工学习。

在福建省,凡是知道谷文昌的人,无不对他肃然起敬,大加赞扬。1963年,时任省委书记的叶飞考察东山后,对那里的变化感到吃惊,当即提出让谷文昌在即将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,并向省委建议重用谷文昌。1981年,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看了东山后,非常激动地说:“搞四化建设就需要这样的好干部。”当听说谷文昌病危时,他连夜冒雨赶往漳州看望。谷文昌去世后,他建议《福建日报》在头版发表消息,并亲自将标题改为《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去世》。

谷文昌南下后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、工具介绍到东山,又把南方的经验传播到林县。两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党的好干部,共同在他家乡建立了“谷文昌纪念碑”和“文昌阁”。

丰碑是由事业和民心铸成的。一个热爱人民的人,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。谷文昌的精神和业绩,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“入党为什么,当了干部做什么,身后留点什么”的历史课题。也向我们说明,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,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,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。百折不挠,一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

千百年来,东山人民被风、沙、旱、涝压得抬不起头、喘不过气。那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春夏苦旱灾,秋冬风沙害。一年四季里,季季都有灾。”“微风三寸土,风大石头飞。”据解放时的记载,东山一年中刮六级以上大风的时间长达150多天,在全岛1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仅为012%。解放前的近百年间,风沙吞没了13个村庄,1000多座房屋,3万多亩耕地。1949年全岛6万多人,有2000人死于天花,外出当苦力、当乞丐的占110。地处风口的山口村共900多人,讨饭的就有600多人。山口、湖塘两村的1600人中因风沙为害而患红眼病、烂眼病的400多人,失明或半失明的90多人。海岛东南部横亘着30多公里长的沙滩,茫茫一片,寸草不生,还有40多个流动沙丘,沙随风势不断向人们进逼。有田无法种,种了无收成。粮囤空空,锅里煮着青菜,一年到头缺吃缺烧,许多人扶老携幼,拿着空篮破碗外出讨饭,乘船过海到大陆上割草砍柴。

面对多灾多难的群众,谷文昌流下了泪水,吃不好饭、睡不好觉,做梦也在想着战胜风沙,根治旱涝,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他反复思考一个问题:“群众希望共产党给他们带来幸福,如果我们不为民造福,要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?群众分到了土地,但种不出粮食,分地又有什么用?”“不解除群众疾苦,我们心里有愧啊!”

在这样一个世代受苦的地方,谁不想改变面貌呢?但是,怎么改?怎么变?很多人感到无能为力。谷文昌动情地说:“共产党人,不能做自然的奴隶,不能听天由命,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!”

“要向风沙宣战,条件再差也要建设社会主义!”

经过多次讨论,县委、县政府的思想统一了:“挖掉东山穷根,必先制服风沙。”他们带领群众踏上了治理风沙的漫漫征途。

在一个飞沙走石的冬天,谷文昌率领林业技术员吴志成等同志,探风口,查沙丘,在风沙扑打中前进,用血肉之躯,感受狂风的力度,飞沙的流向。从苏峰山到澳角山,从亲营山到南门湾,谷文昌走遍了东山的大小山头,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,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下来。他走村串户,和村干部、老农民促膝长谈,制定了“筑堤拦沙、种草固沙、造林防沙”的方案。

从计划到实践、从实践到成功,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!县委、县政府统一指挥,千万人上阵,花了几十万个劳动日,在风口地带筑起了两米10宽的拦沙堤39条、22000多米。但是,好景不长,仅仅过了一年,无情的风沙就摧垮了长堤。种草固沙,谈何容易!草籽播下,不是随风沙搬家就是被掩埋沙底,勉强出土的幼苗,一经风吹沙打随即奄奄一息。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群众植树造林,先后种过10多个树种,几十万株苗木,一次也没有成功,灾荒和贫困依然笼罩着东山。许多人摇头叹息:“东山这个鬼地方,神仙也治不住风沙!”

失败和挫折,没有压垮谷文昌。他指天发誓:“不制服风沙,就让风沙把我埋掉!”他和县委的同志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重新制订方案。1956年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还就全面实现绿化、根治风沙通过决议。谷文昌号召全县人民“苦干几年,将荒岛勾销,把灾难埋葬海底!”他还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:“要把东山建设成美丽幸福富裕的海岛。”

1957年,转机终于出现了,喜讯不断。林业技术员吴志成报告,查到了国外种植木麻黄有效防治风沙的资料。谷文昌高兴地说:“不管外国货中国货,只要能治风沙就行!”第二个喜讯,省林业部门通报:广东省电白县种植木麻黄成功。又一个喜讯,调查组发现白埕村的沙丘旁生长着6株挺拔的木麻黄。谷文昌面对一个个信息又惊又喜,第二天就带领参加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到6株树下,边看边议。木麻黄能在这里成活,全岛不能种活吗?时任县委农业部长(后为副书记)的靳国富带领林业技术员、农村干部20多人到广东省电白县参观。他们亲自种树,实地学习,还向电白县的同志要回一捆树苗,分种在西山岩林场和几个村庄,一段时间后,长势甚好。县委决定:大种木麻黄。县长樊生林亲自指挥调种。全县派出230多人到厦门、永春、平和、南靖等地采种。省林业厅、地委、专署大力支持,林业部从国外进口树种给予支援。

改变东山面貌的时机到了!1958年县委向全县军民发出号召:“上战秃头山,下战飞沙滩,绿化全海岛,建设新东山”。谷文昌亲任指挥,驻岛部队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任副指挥。县直机关干部、驻军、工人、农民、店员、学生,几天突击,种下1000多万株木麻黄、黑松、相思树等幼苗。人们看着这绿色的生命,忘记了苦干的疲劳,绽开喜悦的笑脸,翘首企盼新生命的复苏。岂料,天不作美,树刚种完,气温突降,持续一个多月的低温,成活的树苗寥寥无几,东山的绿色之梦再一次被击碎。

面对大片枯死的树苗,悲痛叹息、埋怨、懊丧、讽刺挖苦接踵而至。有的说:“荒沙能长树,鸡蛋能长毛!”“夏天烫得可炒花生,冬天狂风吹倒房,站不住人、睁不开眼的地方怎么能种树呢?”谷文昌到白埕村现场,看到大片苗木死掉了,但又发现九株幸存者。他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亲切地对技术员和随行的同志、赶来的群众说:“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,失败了再干,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气概和风格!大家看,不是活了九株吗?能活九株,就能活九千、九万,绿化全东山。”“只要我们有决心,光秃秃的海岛,一定会变成绿油油的海岛。”他还风趣地说,待树木长高了我们要昂起头来看,还得当心帽子掉下来呢!

吃一堑长一智。东山县委组成了由领导干部、林业技术员、老农三结合的试验小组,谷文昌亲任组长。他们在飞沙滩上,“旬旬种树”,定时观察气候、湿度、风向、风力对新种植木麻黄回青、成活的影响。谷文昌又在白埕村和村林业队一道种下20亩丰产试验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们终于摸清了木麻黄的生长习性,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,并通过多种方式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。为了在全县造林,县委制定了新的政策:国造国有,社造社有,房前屋后个人所有。集体种树实行包工、包产、包成本、包质量,同工同酬,一亩以上的育苗地抵销征购任务。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,试验坚定了群众的信心。

1959年,在全县军民植树造林誓师大会上,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了绿化东山的目标:“举首不见石头山,下看不见飞沙滩,上路不被太阳晒,树林里面找村庄。”每逢雨天,有线广播即刻播送造林紧急通知,各级干部率先冲进雨幕,百里海滩上布满了造林大军,歌声同雨声齐飞,汗水与雨水交融。连续3年,天一下雨,东山人民就冒雨出动,先后植树82万亩。400多座山头,3万多亩沙滩,全部披上了绿装。

种树还要管树。县政府下发文件:老天下雨就冒雨种树;天旱了幼树不返青,磨破肩膀、冒着烈日、踏着火烫的细沙也要挑水浇树;遇到大风天气,要及时把被风沙掩埋的幼树挖开,被吹歪了的扶正;肥料不足,到大海捞小鱼小虾积肥喂幼树。全县广泛开展护林教育,加强病虫防治,很快建立起62个林业队,有护林员1100多人。谷文昌每次下乡总要带上一把剪刀,一把铁铲,看见歪倒的小树亲手扶起来,看到该剪的枝叉随手剪掉。他爱树如命,见人就说,谁要伤一棵树,就是伤了我的胳膊,谁折断一根树枝,就是折了我的手指。他经常告诫基层干部:“喊破嗓子,不如干出样子。”在他带动下,全县管树护林蔚然成风。细种精管,几年下来,177条每条宽50100米、总长达194公里的林带,覆盖了东山大地。一排排木麻黄四季常青,昂首挺立,构成第一道防线。用材林、经济林次第展开,纵横交错,宛如一条条绿色长龙,顶狂风、镇飞沙、抗怒涛,环护着田园村舍。“林成片,地成方,大路两旁树成行”,不仅美景如画,而且扩大耕地1万多亩,改良农田7万多亩,提高了复种指数,出现了林茂粮丰,百业兴旺的景象。群众高兴地说:“人种了树,树保了地,地增了粮,粮养了人”,“林带就是粮带、钱带、生命带”。谷文昌所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:荒岛变绿洲。

40多年过去了,经过全县人民的不懈努力,目前全县林地面积已达12万亩,森林覆盖率达36%,绿化率达96%。据省林业部门测定,岛上风力减弱了41%—61%,冬温提高了15摄氏度,蒸发量减少22%,相对湿度提高10%—25%。过去颗粒无收的沙地,现在不仅可以种植粮食作物,而且大量种植优质高效的经济作物,荔枝、龙眼、芒果也已在这里安家落户。一个个荒沙村,彻底摆脱了风沙之苦,人们生活在枝繁叶茂、绿树成荫、花红草绿的优美环境中。一些富裕起来的小康村年人均收入6000多元,粉墙红瓦的别墅楼林立成片。人们面对蓝天碧波,无忧无愁,抚今追昔,怎能忘怀当年与他们同甘共苦的谷书记呢!实事求是,一切向人民负责

东山解放后,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“壮丁”家属问题。蒋军溃退时从岛上抓走的“壮丁”4700多人被迫当了国民党兵。他们的家属、姻亲关系遍及全岛。能不能为他们摘掉“敌伪家属”这顶帽子呢?谷文昌想到了入岛的那一天,既有欢腾的锣鼓,又有哭诉的群众,“亲人哪!你们怎么不早来一天?”谷文昌向县委提出建议:“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,对人民负责。国民党造灾,共产党要救灾。”县委决定:把“敌伪家属”改为“兵灾家属”。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,经济上平等相待,困难户予以救济,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。这两个字的改变,是一项多么重大的政策!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啊!一项德政,十万民心。这些家属对国民党恨之入骨,对共产党亲上加亲。她们说:“国民党抓走亲人,共产党却把我们当作亲人,哪怕死了做鬼,也愿为共产党守岛。”

1958年,“千斤稻,万斤薯”,“拔白旗,放卫星”之风吹进海岛。在地区评比的图表上,东山养的猪还不如外县的猪尾巴大。谷文昌心里有数,掷下铿锵有力的四个大字:实事求是。年终东山县超额完成生猪调拨任务,在地区评比表上“猪尾巴”变成了“猪头”。

大炼钢铁之风吹遍全国,许多地方小高炉林立,炉火熊熊,扶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东山怎么办?谷文昌冷静地说:“东山缺柴烧,又没有矿石,怎么炼?”上边催得紧,下边更着急。谷文昌说:“那就先砌个炉子试一试。”试的结果,不言而喻。

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的口号铺天盖地,把亩产吨半谷万斤薯的典型吹上了天。谷文昌带上县乡干部到“吨半谷”的地方参观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谷文昌彻底明白了,这样的密植不能搞。但是,上边批评他“右倾保守”。他却不急不躁地说:“我们先试一试吧!”他在埕英大队搞了一分试验稻,按照上边的要求密植,一周后叶黄了、根烂了。还在山后大队搞了一亩密植地瓜试验,结果是枝叶茂盛,但不是万斤薯,而是万根须。

当“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饱饭”的时候,食堂的大锅里却没有饭吃,有些人还得了水肿病。谷文昌面对现实,直言不讳:“革命的目的,就是为了群众生活,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疾苦,就是没有群众观点,就无所谓革命。”他鲜明地提出,“抓生活就是抓政策,就是抓生产力。”他建议渔业部门向灾区群众每人出售几十斤杂鱼,盐业部门供应低价盐,向地委、专署报告实际情况……县委做出决定:“不准在东山饿死一个人!”要特别关心妇女、儿童、老人;机关干部要下基层,组织农民抢种蔬菜和早熟作物,安排生活;组织医生、护士下乡巡回医疗,为群众治病。地委、专署也向东山调拨了200万斤粮食。谷文昌和县委办公室、组织部的同志到困难较大的樟塘村蹲点,住在农民的柴草间里,一日三餐与群众吃在一起,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,晚上与群众一起座谈,共商抗灾和恢复发展生产大计。当时谷文昌身患胃病、肺病,常常头昏、咳嗽、出冷汗。随行的同志找医生开了证明买来一斤饼干,他当即严肃批评并让退掉。他说:“我们要和群众吃一样的饭,受一样的苦,干一样的活,群众才会信任我们。”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,终于带领全县人民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日子。

谷文昌经常教育干部,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群众观点,为群众着想,从实际出发,不能随心所欲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事实是无情的,好的动机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。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,必须深入群众,吃透情况。他说:“我们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,为什么不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呢?”

他要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,发扬优良作风,到农村工作时,不当东转西看的“风先生”;说话办事一是一、二是二,不能弄虚作假;吃饭住宿不搞特殊;关系群众的事同群众商量,不能强迫命令。谷文昌还要求干部“把政治、技术、业务结合起来,孜孜不倦地学习。结合的最好方法是做什么学什么,管农业的,要懂农业、会干农活,管盐业的要会制盐坎、晒盐……不仅要从书本上学,还要从实践中学”。他以身作则,不仅刻苦学习理论,而且带头学习技术。

谷文昌一年到头,大部分时间在基层。东山的山山水水闪动着他的身影,村村寨寨留下他的足迹,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,在村舍他与农民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。全县四五百位生产队长,他大都能叫出名字来。干部找他汇报工作,群众找他反映问题,他什么时候都不烦,三更半夜也不嫌。他自己常年穿一双黑布鞋,一套灰中山装,深入到田间,挽起袖筒植树,卷起裤脚犁田,拿起钢钎打石头,群众想什么,盼什么,他就带领群众干什么。这样的县委书记,怎能不赢得群众的信任呢?殚精竭虑,一刻不停地为人民造福

东山岛地处福建东南海域,与大陆的最近距离只不过五六百米,但水深浪高,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。千百年来,舟覆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。世世代代的海岛人,总想有一天奇迹出现,天上的玉皇或哪一路神仙修一条海堤,架一座彩桥,把东山与大陆相接,使孤岛变成半岛。几百年、几千年过去了,奇迹没有出现,人们面对滚滚怒涛,无不望而生畏,“精卫填海”只不过是千古神话。当时的东山,人力、财力都非常有限,修一条海堤谈何容易!

“把海岛变半岛”是人民群众的愿望。谷文昌说:“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要敢闯新路,勇往直前!”他反复听取群众和技术人员的意见,与县委、县政府的同志酝酿讨论,毅然拍板:修一条海堤!把海岛与大陆连接起来,将会促进海岛发展,扩大对外联系;方便群众,免除舟楫之苦;有利于加强战备,巩固国防;促进发展养殖,利用苦卤制造化工原料;围垦盐田,扩收渔盐之利;沿堤修筑渡槽,引大陆淡水入岛,解决人畜饮水、浇地用水……

谷文昌担任建堤领导小组组长,县长樊生林亲任指挥。经过勘察设计,海堤从东山县八尺门至云霄县。这一段海水最深处109,全长569,外延公路1000。大堤高出水面5,底宽110,顶宽13,防浪墙高625。初步测算需投入普通工、船工、技工100万个工日,土、石、沙料近50万立方米,总投资200万元。真可谓工程浩大!福建省委、省政府,龙溪地委、专署批准了这一方案,由国家投资,福州军区、龙溪军分区全力支持。1960年初工程动工,县长樊生林吃住在工地,全力以赴,具体指挥。东山县民工是主力,龙海、云霄、诏安等县的民工、船工、技工,驻岛部队指战员、机关干部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筑堤大军。谷文昌经常到工地检查指导,参加劳动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,到19616月海堤竣工,天堑变通途,海岛变半岛的美梦终于成了现实。如今从东山开往四面八方的大小车辆,日夜在海堤上穿梭;高214公里的雄伟渡槽,跨过海堤,把云霄县的淡水引入东山,造福人民。

谷文昌经常告诫自己,“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,必须不断前进。党要求什么,群众需要什么,我们就去做什么。”东山原来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,谷文昌就带领群众修路,到60年代中期实现了村村可以开进汽车、拖拉机。如今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公路网,就是在当年基础上建成的。

东山缺水,十年九旱。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大办水利,一眼眼水井、一处处塘坝、一座座水库、一条条管道逐步建立起来。全县最大的红旗水库干支渠长达13公里,直至目前不仅仍灌溉着6000多亩土地,而且以水库为水源建起了自来水厂,为城镇居民、码头、企业提供用水。1963年大旱,连续241天没有下雨,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陈维义等同志到群众中总结抗旱经验。“地面无水向地下进军!”打大井、深井、塘中套井……建永久性抗旱工程285处,临时工程892处,省政府调来抽水机支援,这一年仍然取得较好收成。

东山还是一个易涝的地方,特别是遇到海潮,“一次水淹,三年绝收”。谷文昌请水利部门统一规划,建水库、修水渠,挖沟排洪,筑堤建闸防海潮。19618月,东沈、南埔、樟塘等村,又一次暴雨成灾。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靳国富、办公室主任林周发冒雨赶到,深一脚浅一脚,跌跌撞撞,查看水势。情况探明后,当即研究决定,清理旧沟、开挖新沟,筑海堤、建闸门、修扬水站,使之抗旱、排涝、防潮三全其美。工程完工后,一条长1500、宽50的鸿沟既可排水又可蓄水,两座13孔节制闸,有效地发挥调控作用。这些村庄不仅扩大了500多亩耕地,而且粮食、甘蔗、花生大幅度增产,至今免除了内涝、扩大了灌溉的土地仍然是一片丰产田。

建海堤、防海潮,发展多种经营,也是谷文昌的日夜所思。当时的岐下、西崎等7个自然村深受海潮之害、无路之苦。县委即确定修一条1300长的海堤,阻挡海潮,兴建盐场、农场。海堤建成后,大路相通,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。县里还建起了18万公亩盐场,最高年产达3万吨,为当时的东山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,至今仍发挥着较好效益。

东山土地不多,他提出“以海为田,向海域进军”。大力发展制盐、捕捞、养殖。解放初期全岛渔船都是破旧的木船,网具落后。谷文昌与渔民乘船出海,体验渔民生活,到渔民中调查研究。面对渔民的疾苦,他千方百计带领群众改造旧船,改进网具,重建后澳避风港,渔民们无不喜笑颜开。

解放前的东山, ,文化教育十分落后,全县儿童入学率很低,没有一处文化娱乐场所。谷文昌提出抓教育、抓扫盲。经多方筹资,建起了剧场、影院,至今仍在使用。为了让群众听到广播,他亲自出面请盐场赞助,建起了有线广播站。东山当时成为全省第一个村村通广播的县。当地群众喜欢看潮剧,他就提议建潮剧团,没有武功师傅,他从家乡请人来传授武功。为了繁荣当地文化生活,他还鼓励文化馆的同志创作好作品,广泛开展农村文化活动。江泽民同志说:“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、历史的,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,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,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。”谷文昌就是一位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共产党人。廉洁奉公,一生保持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

谷文昌心里装着人民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1958年一度被调为二把手,他毫无怨言,一如既往地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遭受残酷批斗,全家被下放到三明地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(今石壁镇红旗村)当社员。谷文昌把自己的厄运置之度外,千方百计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,手不闲、腿不闲、口不闲,使红旗大队亩产跃上千斤。群众看着黄澄澄金灿灿的稻谷满囤满仓,把谷文昌亲切地称为“谷满仓”。

19707月,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总指挥,他和民工一起,吃住在工地。经过一年奋战,水库建成了,禾口人民结束了缺水缺电的时代。30多年来,水库在防洪、抗旱、发电、改变生态环境、群众饮水等方面,发挥了重大效益,至今人们对他念念不忘。

谷文昌总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群众,为群众排忧解难。人们数不清谷文昌究竟亲自接待了多少群众,帮助了多少有困难的人。但许多鲜活的事例:资助贫困学生,为烈军属、五保户送温暖,为来访群众买车票,为民工买红糖熬姜汤,关心水利技术员的婚事……至今被人们传为美谈。

1972年,谷文昌在龙溪地区任林业局长。他回到东山,走进造林模范蔡海福的家。从50年代到60年代,蔡海福亲手种下的树不计其数。为护林,他不管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,整夜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巡逻。因为护林还得罪了一些人,“文革”中他受到批斗,贫病交加,家人想为他准备一口棺材,却没有木板。谷文昌看到多病的蔡海福,心情沉重,带他到龙溪医院治病。1978年蔡海福去世,谷文昌特地关照民政部门为他批了木板,让这位种了一辈子树的老模范在寿板中安眠。

谷文昌严于律己,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。1962年东山县的高考落榜生,绝大多数安排了工作。谷文昌的大女儿哲惠也未考上大学,却仅安排为临时工。谷文昌开导女儿说:“总不能自己安排自己吧!年轻人应该多锻炼锻炼。”1964年当谷文昌调离东山时,有关部门提出给哲惠转成正式职工,一起调到福州。谷文昌说:“省里调的是我,没有调女儿,给她转什么正?”就这样把一个孩子留在东山,直到1979年才转为正式工。小女儿哲英,1974年高中刚毕业,谷文昌就让她到农村插队锻炼。谷文昌的二女儿结婚,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,他严词拒绝:“我管林业,如果我做一张桌子,下面就会做几十张、几百张,我犯小错误,下面就会犯大错误。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,把自己的腰杆挺直!”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道,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。从福州回到漳州,妻子提出是不是去买点家具?谷文昌买了竹凳、藤椅、石饭桌。“为什么不买点木制的?”妻子问他。谷文昌说:“林业局长家一下子添了木制家具,外人会产生误会,我们也不能写个声明贴出去:这是买的。”他经常教育家属子女:“要看看老百姓穿的是什么,吃的是什么,不能一饱忘百饥啊!”1980年他的儿媳杨小云从师范毕业了,想让公公出面安排个工作单位。谷文昌说:“还是听从组织分配吧!”后来小云被分配在市区一所小学校,又想让他帮助调一调。他说:“不论单位大小,只要努力,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成绩。”这样,小云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。

谷文昌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,不搞特殊,不以权谋私。许多人称赞他是一位“时刻想着群众,忘记自己的人”,是“一辈子做好事,不做坏事,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,一贯地有益于青年,一贯地有益于革命,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”,非常高尚的人。

前人栽树,福荫后人。谷文昌把自己的生命注入生生不息的绿树,融入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,而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永生。

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一首诗中写道: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……给人民做牛马的,人民永远记住他!

(《人民日报》2003221日

 

 

杨善洲: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

的精神家园

人民日报记者宣宇才徐元锋胡洪江“杨善洲,杨善洲,老牛拉车不回头,当官一场手空空,退休又钻山沟沟;20多年住深山,拼了老命办林场,创造资产几个亿,分文不取乐悠悠……”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,赞扬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。

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,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,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,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,1988年退休。退休的第3天,他返回家乡大亮山,住茅棚,修山路,在荒山上义务造林。在寂寞的山里,他“冬天当团长(烤火围成一团),夏天当县(陷)长(下雨后都是泥巴路)”。为了多栽树,他在街上捡果核,翻垃圾桶。20年过去了,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,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,无偿奉献给国家。201055,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,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。

20108月中旬,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,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。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、高尚的情操,令记者深深震撼。这位老同志,60年来,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,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,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,公而忘私,公私分明,廉洁奉公,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,一辈子不为自己“留后路”,一辈子淡薄权力、名利、地位,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。

“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,老书记做到了!”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。

杨善洲告诉家里:“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,我家的房子,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”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:“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,不是给我们家人当!”

大柳水村,青山环抱,处处山明水净,状如釜底。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,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。大女儿杨慧菊说,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——漏雨就用土罐接,雨大水往房里灌。

上世纪70年代,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,房子漏雨无法住,赶快寄钱修补。杨善洲摸遍全身,找不到钱,寄了仅有的30元钱。他附上一封信:“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,先买几个盆盆罐罐,哪里漏雨就接一下。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,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,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,我家的房子,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请你们理解……”

担任地委书记多年,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?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:老书记用钱很“散”,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,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、被子接济;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,他也掏钱帮着买。“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,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?”苏家祥说。

1995年,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。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,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。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: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?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。老伴说:“9600元,能还5万?”杨善洲摆摆手:“你还不知道?我真没钱!”结果,房子没入住就卖了。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:“施甸有个杨老当(文革期间被定为‘当权派’),清正廉洁心不贪;盖了新房住不起,还说破窝能避寒。”

离开林场后,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,屋里陈设简朴,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。小女儿说,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,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、馒头。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,还是水泥地面,怕他冷,给他放了块地毯。他最喜欢穿中山装,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,到省里开会时才穿。

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:“你当官那么多年,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。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,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。”杨善洲回答:“要跟群众比,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,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!”

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“特殊”,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。他的家人,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,承受着生活的艰辛。

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,按政策,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“农转非”,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,一直不办。问及此,杨善洲解释说:“我当时想,大多数科、局长,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,我这个‘班长’怎能转?”

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。家里没人挣工分,她18岁结婚,找了位上门女婿。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,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。为此,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:“请你一定要告诉‘杨老当’,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,和我们没关系!”

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,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。这笔钱,家里有时也付不起。一次交学费,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,赶了8次街,凑得两百元,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。经学校反映,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,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,便于书记照顾。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:“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,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?”他反问道:“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,这件事该怎么办?”

1986年,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,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,家里实在困难,便跟民政商量,送去两百斤粮食。杨善洲知道后,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,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:“大家都在穷,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?”

在杨善洲这里,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。杨善洲回家,自己买长途客车票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回家是私事,不能用公家车。”19884月,杨善洲回家后,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。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,到达姚关镇,突遇大雨,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。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,镇里担心他们安全,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,杨善洲坚决不同意。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,县委办为难了:专门派车,杨书记肯定不坐,不派车又的确危险。上下商量后决定,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,碰面时不停车,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,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,请他们搭顺路车。如此这般,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,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。

杨慧琴告诉记者,她在保山读书时,一次放假回家,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,就想搭车。父亲说:“我是公家的人,办公家的事,坐公家的车。你是杨善洲的囡,凭啥坐车?”

杨善洲“家风”很正,对家里人很“苛刻”,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,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。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,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,而是“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”。

回顾84个春秋,杨善洲说:“只有一件事还没落脚。”原来,保山机场举行通航庆典时,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,直到临终前这件事都让他的内心惴惴不安。

在杨善洲的心中,只有党的意识和群众利益。他不提拔身边人,不照顾家乡人。他“一辈子,不管在什么位置上,都要为群众着想!”

杨善洲说,影响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有两件事——

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,杨善洲去前线抬伤病员,搭档是一位叫刘贵的壮年农民。从松山前线抬回伤员,爬越高黎贡山,跨过怒江峡谷,往返80多公里。途中,为防止杨善洲滑下悬崖,善良的刘贵用绳索把瘦小的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。爬山时,刘贵让杨善洲抬前面;下坡时,让他走在后面。刘贵总是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。“父老乡亲给我的,我一辈子记着,不管在什么位置上,都要为群众着想!”杨善洲说。

1950年,解放军进驻保山后,佃农杨善洲家分到了几亩地。杨善洲高兴地说:“解放了,有地了,真心感恩共产党。以后,为了让所有群众都能有土地,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!”杨善洲投身革命,拼命工作,很少回家。大女儿杨慧菊回忆,小时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,自己三四岁时,看到爸爸回家就吓得躲起来。

杨善洲告诉记者:“刚参加工作时,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,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,后来在党的培养下,才逐渐成长起来。自己这辈子,要兑现入党的誓言。”

杨善洲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,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,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,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。他喜欢戴草帽、穿着草鞋,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草帽书记”。他脸色黧黑,双手粗糙,农民穿着,不在意“地位”和“身份”。有一次,杨善洲自己下乡,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。乡秘书看看他,以为是农民,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。杨善洲不急不恼,自己进村转悠,了解情况。

作为地委书记,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,大半时间跑乡下,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,直接到田里,到群众中间,看茶叶,看甘蔗,看稻谷,等情况摸透了,才叫来当地干部。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,做他的秘书,要苦得起、累得起,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碰到插秧就插秧、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,好衣服肯定穿不成。有时,清早从保山到施甸县,60多公里的路,老书记已到县委,人家还没上班。

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,每个乡都有杨善洲的足迹。最远的龙陵县木诚乡地处中缅边境,不通公路,杨善洲绕路潞西,花4天时间赶到,了解群众困难程度,是否可以办糖厂。当地群众说,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官。

杨善洲文化水平虽然不高,对基层情况却十分熟悉,每次会议报告都出自己的“口”。他先找来几个秘书,吩咐找些材料,然后自己拟个提纲,在大会上看着提纲,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站着讲。工作人员把录音整理出来,一篇报告就完成了。

杨善洲说:“带领群众干,做给群众看,不高高在上瞎指挥,群众才会服你。”为提高粮食产量,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,改种粳稻,自己用“三岔九垄”式插秧,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。直到现在,保山当地群众还用“三岔九垄”办法插秧。杨善洲另外还有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条田”,茶叶、包谷等试验田,群众称呼他为“粮书记”。

杨善洲从不说共产党员该如何如何的“大话”,对群众感情真挚。1976年腾冲县抗震救灾,一批救灾布料淋了雨,地委允许群众用布票购买减价布料,却不许干部买,不许和老百姓抢好处。杨善洲看到一位干部进了供销社,就劈头盖脸问:“你去供销社搞什么名堂?”

19866月,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反映:他去卖猪的路上被截了,说他偷猪。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,将他的猪没收,并罚赔80元钱。家里名声坏了,两个女儿嫁不出去。杨善洲马上派干部调查,给杨春兰洗掉冤屈。

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,从不给自己留情面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杨善洲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当时认识不过来。思想通后,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认识不到位,工作推进慢。

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。有一次,在龙陵县调研,在县委食堂吃过饭,秘书去结账时,县委书记说:“一共85,算我头上好了。”不料,回保山路上,车子已经开出60多公里了,杨善洲问是否结账,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,杨善洲命令马上停车,让秘书截个车回去结账。结果,往返车费花了30元,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三块五。秘书问:“为了85的饭钱,花了335,值不值?”杨善洲回答:“这账不能这么算,不能占基层便宜!”

又一次,杨善洲在腾冲县界头乡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后,要召开一个村小组会。乡里看大家辛苦,杀了一头猪改善伙食。一桌五六个人,摆了四桌。食堂师傅端一大盆肉出来,被杨善洲看见,问哪来这么多肉,赶快端回去,师傅十分尴尬。乡里干部不敢讲实话,就说是病猪。杨善洲说,病猪那就更不能吃了。秘书只好坦白,大家插秧都很辛苦,光吃些青白小菜身体受不了,大家凑钱付账就是了。杨善洲这才同意吃。返回前,秘书支付伙食费,乡里急了:“你们来帮我们劳动,我们不能收饭钱!”无奈,秘书把钱藏在床铺枕头下面,回到县城后,给乡里打电话予以说明。

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,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“土杠杠”。凡是提干,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,常委会讨论,杨善洲从不打招呼。祝正光说,他任秘书时,卫生局长看中他,杨善洲始终不表态,组织部门没法办理,于是不了了之。然而,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,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。1980年,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,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杨习超手上的老茧,现在还能摸得出。

杨善洲从不特别“照顾”家乡。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,杨善洲说,“以后不要来了,影响工作。我退休后,会给家乡办件事!”

杨善洲早就决定:“退休后,回大亮山种树去!”没有房,自己搭窝棚;没有路,自己铺。冬天,脚上穿着露出大脚趾的黄胶鞋。他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年。

杨善洲告诉记者,在地委做领导,不方便照顾家乡,遭到埋怨。“我当年告诉过他们,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。”杨善洲说。1988年,退休时,省委组织部领导与他谈话,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,杨善洲回答:“退休后,回大亮山种树去!”

上山造林,老伴劝他:“等你坟头长草了,树还砍不了呢!”杨善洲说:“我们死了,后代还可以享受。谁也不去造林,再过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,人怎么活?”

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,平均海拔2600多米,杨善洲12岁失去父亲,与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。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、草药等到集市上卖,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杨善洲到大亮山调查。由于乱砍滥伐,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、地不产粮,群众“一人种三亩,三亩不够吃。”粮食亩产越低,越拼命开荒,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。结果,生态破坏,大亮山山光水枯,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,在太平地、雷打树等村庄,村民结婚时,彼此不送红包,而是用几挑水做贺礼。杨善洲说:“山不绿,地瘦薄,这是山里的穷根子。”

大亮山林场涉及11个村委会,50多个村民小组,“山林”承包到户,联营面积达72万亩。1988年,杨善洲提出“国社合作”建场方案:村集体投入土地,林场负责栽树、养护,收益按照“国家八成、村民两成”分红,地方领导和乡亲们都赞成。

当年33日,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3天,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。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,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。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,有人叫他大哥——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。没钱建住房,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;没有公路,大家人挑马驮,把锅灶、粮食、行李搬上山。整地、育苗,雨季一来,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。1988年,造林5000多亩。

“好个大亮山,半年雨水半年霜;前面烤着栗炭火,后面积起马牙霜。”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,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,一边动手,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。这油毛毡房,冬天冷,夏天闷。山里风大,雨多,潮湿,杨善洲一住九年多。吃饭、办公的桌椅、床铺,大家因陋就简,就地解决。没有肥料,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。没有资金,杨善洲奉上一张笑脸,多次到省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……

在林场,杨善洲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,七点干活,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。雨季以造林为主,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,一天要走十几公里路。因为管理得好,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。

1992年,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,杨善洲执意不住,“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?”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。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,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,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里搬出来的。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,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。

做林场场长与地委书记哪个难?杨善洲说,场长难当: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办;有时还得请客吃饭。他从不送礼,能办就办,不能办就算。不过,老书记造林得到各方支持,办事顺利。

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,老秘书苏家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三次,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,越聊苏家祥越觉得沉重。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,山上雾气大、条件差,孙子待不住走了。大冬天的,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,露出大脚趾。回来后,苏家祥买双警用皮鞋送去,说:“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,这是我第一次向你‘行贿’!”

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。这个职务,无需组织任命,不拿一分工资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,工人发工资,杨善洲出义务,不取分文。林场执意发工资,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,1996年增加到100元。

林场场长董继军说,老书记吃饭简单,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,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。杨善洲办林场十多年,争取资金300万元,按当时的规定,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%-10%。杨善洲一分不要。他说:“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,怎好意思去提成?”

199911月,杨善洲修枝时,踩到青苔滑倒,左腿粉碎性骨折。花了两万多块钱医药费,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,他坚决拒绝。病愈后,他回到大亮山,离不开了拐杖。

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,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,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。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,子女坐车要付钱。他说:“当个领导够‘特殊’的了,还要多占便宜,太不应该了!”

记者看到,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,碗口粗的果树行列整齐,树种却很杂,有桃树、苹果树、木瓜树等。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:“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,果园里都有。”原来,为了多栽树,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,翻垃圾桶。有的人说,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。杨善洲却十分坦然:“不花钱又能富山,何乐而不为?”

杨善洲将56万亩林场移交,不沾一点好处,不带一根草去。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,也被他回绝。杨善洲说:“我公开讲过的,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,不能哄弄群众嘛!”

车进大亮山,森林望不到边。清新空气扑面而来,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。林场如今初具规模:人工造林56万亩,树种以华山松为主,杂木林有17万亩;修通公路26公里,架通高压线15公里;修建茶叶初制所114格,职工宿舍723格,守山哨棚513格。茂密的山林中,活跃着白鹇、野猪、野鸡、狗熊,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。

记者惊叹: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,用20年时间,披星戴月,带着大家,一棵树一棵树“造”出来的!

以前的黄泥沟,如今流淌着清水。生态环境改善了,林场周围的土壤、气候、作物生长周期渐渐变化。摆田村村民黄继国说:“前几年,这里要么大旱,要么山洪暴发,地里常颗粒无收。这几年树多了,山绿了,风调雨顺起来了,即使下暴雨,也很少冲田毁地。”

施甸县林业局林业资源管理站站长李和麟告诉记者,老书记带了好头,周围群众都自觉绿化荒山。全县学习大亮山,另外几个乡镇也办起了林场,老麦乡雪山林场种下了四五千亩华山松。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接近50%

记者看到,一场山雨过后,雷打树村村民杨会材收购了村民蔬菜,正准备装车拉到保山去卖,菜花7一公斤,大白菜5一公斤。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发富介绍,2010年近8个月来,一个村民小组卖菜就收入了50万元,村里新添置了5辆农用车。

眺望青青大亮山,有人算账:5万多亩华山松,每亩200株,一共一千万株。按每株30元算,总价值3亿多。林子每年成长,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。也有人这么算账:生态效益无法估量,社会效益无法估量,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。

2008111182岁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,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。移交林场时,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,不带林场一根草去。许多人劝杨善洲:就不能留下点?也有人说他有钱不会要,是个大憨包。县委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,也被他当场回绝。杨善洲向记者坦承:“我公开讲过的,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,不能哄弄群众嘛!”

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住过的窝棚前,心潮澎湃。油毛毡房已经朽烂,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,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,上面布满青苔。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,郁郁葱葱,冲天而立。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用花盆移过来的树苗。睹物思人,“共产党的干部,不能在机关大院里作盆景,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!”

多少人曾经由衷地赞叹杨善洲难能可贵,他却平淡地笑笑说:“也不难得。白天造林、晚上烤火,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?”杨善洲说,平时最爱华山松,已立下遗嘱,死后就将骨灰撒到华山松林。

杨善洲从1988年退休以来,获得全国、省、市表彰22次,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、“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”、“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”、“中华环境奖提名奖”等。但是,面对众多荣誉,杨善洲告诉记者:“我最喜欢‘优秀共产党员’这个称号”!

(《云南日报》2011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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